回到古代玩机械(假如回到了古代，哪些人会获得诺贝尔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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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回到了古代，哪些人会获得诺贝尔奖呢？
随着2021年度诺贝尔奖各大奖项陆续公布，“诺贝尔奖”的话题再次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热点。我们试想，假如回到了古代，哪些人会获得诺贝尔奖呢？
医学奖 葛洪
在中国古代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如华佗、扁鹊、张仲景等等，他们在医学上的成就与葛洪相比，毫不逊色，但为何这么多医学大师会成为了葛洪的“陪跑”？
这还得从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说起。这本书的名字看起来似乎很好吃，尤其是“肘”这个字，总能让人想起浓油赤酱的大肘子。此时，估计葛洪想怒吼了：肘后肘后，就是常常备在胳膊肘后，让你随身携带的应急书啊！
是的，《肘后备急方》这本医学著作的实用性非常强，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医学领域数据库。在书中，葛洪写了大量救急用的处方，而这些处方都是葛洪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
说起古代的处方，我们发现很多药物成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比如天山雪莲、千年灵芝这种，正常人到哪里搞去？更夸张的还有龙涎，我们连这龙都没有见过，到哪里去搞它的口水？于是，葛洪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能弄到的药物，就算是要花钱买，也都很便宜。
这改变了之前救急药方让人看不懂，看懂了又难找的巨大弊端。葛洪还很贴心地在《肘后备急方》中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样不管有没有文化，都能看得懂，也能学得会。你能想到么？数千年后，我国医药学家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并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就是深受《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哦！
更厉害的是，葛洪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免疫”的概念，狂犬疫苗就出自“疗猘犬咬人方”这个方子。葛洪这个方子很奇特，说是当人在被狂犬咬伤以后，要把咬人的那只狂犬给杀掉，然后将它的脑浆敷贴在被咬的伤口上，这样可以防治狂犬病。这个方子的原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以毒攻毒”，也是同一个原理，葛洪还发明了“种人痘法”，有效地防治了天花。我们现如今接种的疫苗也是得益于葛洪。
估计葛洪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当年提出的这些医学理论，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后，依然能对我们人类有着杰出的贡献。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必须颁发给葛洪！
物理学奖 苏颂
无论身处任何时代，人类对于自动化技术总是充满了渴望，毕竟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本届古代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号称是“大宋第一通才”的苏颂。
苏颂曾担任过大宋朝的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这个官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社科院院士。除此之外，他还是苏东坡的狱友，据说当年他与苏东坡先后被囚禁于御史台监狱，他们的狱室仅有一墙之隔。不过，苏颂压根不需要去蹭苏东坡的流量，因为他在北宋的历史上也足够红了，而他最轰动的事情莫过于研制出了一个巨大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
这个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可以用来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同时还可以随着天象推移而使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就此诞生。这项发明使人类可以运用精密的仪器完成自动化划分时间刻度成为了可能，简直是前无古人，造福后人。
与那些只会埋头苦干的能工巧匠不同，苏颂不仅动手能力强，他的理论基础更扎实，毕竟人家是“大宋第一通才”。在发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水运仪象台后，苏颂更是为此写了几篇论文，并且“出版发表”了，书名为《新仪象法要》。全书分为三卷，附图63幅，书中还详细记述了他与众人制作水运仪象台的经过和构思，这给研究中国古代机械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们现代人依然可以根据这本书复原出当年的水运仪象台。
在发明创造出水运仪象台后，苏颂又将时间的流动与天体的运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还迷上了夜空中的星，经过一系列钻研，苏颂又撰写出了《苏颂星图》，记录了北宋时期夜空中1464颗行星，比同时期欧洲的观测成果多了422颗！
为人类自动化技术以及探索宇宙奥秘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人，诺贝尔物理学奖不颁发给他都没天理！
经济学奖 管仲
若要在历史中找出一个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古人，管仲肯定会被多次提名，因为他在经济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他的很多举措至今都可以成为商学院教材中的经典案例。
然而，管仲在经济方面的才能并没有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用它来富国强民。当年齐桓公问管仲：“仲父啊，你说说看，如何让我们国家变得富有啊？”还没等管仲开口，齐桓公又补充道：“你觉得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怎么样？”
管仲心里觉得不怎么样，于是将齐桓公的提议否定了，并且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此话一出，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盐铁专卖制度。这个“官海”的意思就是齐国政府明确规定过，食用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官府规定老百姓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再设置“盐官”这一职，专门进行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与“官海”实行同一个政策的，还有“官山”，即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且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当时的齐桓公心里没底啊！于是管仲就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强国，每1000万的人口里，达到纳税标准的人就有100万。在这100万个人中，每个人每个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假如给每升盐加价2钱，并且规范市场，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就可以多得6000万钱，远远超过了每月30钱的税收。
管仲不仅懂经济，更懂政治。他知道国家如果强行征税容易激发百姓的怨恨，时间久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与发展。“官山海”表面上没有直接向老百姓征税，但却达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效果。此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效仿，尤其是宋元明清，盐的收入成为了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而管仲也被后世尊称为“盐宗”。
除此之外，管仲还是最早提出倡导专业分工的人，以及用优惠政策刺激商贸、通过消费拉动内需、打经济战降服临国……在经济方面，管仲可谓是运筹帷幄，他的很多经济策略至今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试想，如果没有管仲提出的这些经济政策，齐桓公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国家不强大，百姓又如何能安居乐业呢？
所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管仲值得拥有。
和平奖 王昭君
诺贝尔奖有一点很神奇：越是被多次提名的，越是不容易入选。有时以为会入选某个冷门人物，结果入选的偏偏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反正就是让你想不到，猜不着。
古代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颁发给了王昭君。此时，肯定会有人表示不服：“凭什么？昭君出塞的故事就连小朋友都能说完整，你能不能换个人物？”
没错，很多人都从改编的文学作品中得知了昭君出塞前后的故事。无非就是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师，结果被画成了丑女，从而得不到皇帝的宠幸，最后还得被送去和亲；决定和亲后，王昭君不仅惊艳了汉元帝，还因为美貌震惊了路上的大雁，害得人家大雁从天上掉了下来……这些我们早八辈子就听过了，可你知道王昭君出塞以后的故事么？
当年王昭君离开长安，来到草原以后，作为和平使者，她受到了匈奴人的欢迎和爱戴。为了促进和平，王昭君到了匈奴后，先是适应了她所要面临的生存问题，比如适应天气的寒冷，空气里的沙尘，穿皮裘，吃牛羊肉，喝酪浆，就连住宿问题都得去适应草原上的穹庐。我们现在听着似乎没什么，但一个人要在短期内改变十几年的生活习惯，那是极为不容易的。
当王昭君适应了生存问题以后，她就开始教当地的妇女们缝衣织布，传授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和亲的使者，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关系也很亲密，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屠智牙师，这个孩子后来被封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曾经还很认真地教育他的子孙们：“你们要永远和西汉的朝廷友好相处。”
如果王昭君和亲的故事就到此结束，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或许还不具备说服力。在王昭君和亲三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去世，大阏氏的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他提出想按照匈奴的风俗迎娶王昭君为妻。
当时王昭君就感觉“毁三观”，她立刻给汉成帝上书，请求回到汉朝。汉成帝没同意，在给王昭君的敕书中明确表示“从胡俗”，意思就是：你既然已经嫁到了匈奴，那么你就按照匈奴那里的风俗吧，再嫁一次！就这样，为了维护汉匈两族的友谊，即使内心再不愿意，王昭君依然遵从了匈奴的习俗，成为了复株累若鞮单于的阏氏。
在王昭君出塞后，汉朝与匈奴维持了将近五十年的友好关系，这与王昭君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据载，当时汉匈之间还出现了“人众炽盛，牛羊布野”的画面，中原地区的百姓们安居乐业，种满了庄稼，而塞外的草原人畜兴旺。
与此同时，匈奴人还用马、牛、羊、骆驼去换汉族人的农副产品、农具以及手工业制品，现如今出土的一些文物就是对当时这片祥和景象的有力证据。在王昭君死后，她的子孙后代都秉承她生前的遗志，继续致力于汉匈两族的和平与友好。后匈奴单于多次朝汉，且派侍子入朝。所以说，昭君出塞才不是文学作品里“嘤嘤嘤”地边走边哭，而是开启了一段气势磅礴的民族和平友好之路。
古代的诺贝尔和平奖，王昭君当之无愧！
文学奖 白居易
每年诺贝尔奖评审阶段，最受人们关注的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文学距离我们不遥远，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古代的历史中，想要颁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那可是很费脑子的，毕竟有才华的人太多了！但，如果把古代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白居易，也算是众望所归。
我们都知道一个有关于白居易的八卦，那就是他每次写完诗以后，都会读给家门口或者路边的老奶奶听，老奶奶能听得懂的诗，才能“过稿”。从前，我们会认为这是白居易在诗歌语言上的追求，但结合了白居易其余的作品以及生平事迹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在用他的作品关心老百姓的命运与生活。
众所周知，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比如《买花》中的“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这些诗歌全部来自于白居易日常生活中细腻的观察与触动，他是带着一颗悲悯的心去写百姓真实的故事，同样也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希望通过这些诗歌能给当权者带来一些反思。
当然，有人会说：“会写这种诗歌的人还有很多啊！为什么偏偏把古代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白居易？”
除了这些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诗歌以外，白居易还为女性写了很多作品，这在他生活的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白居易写的这些女性诗歌中，我们发现白居易是一名真正的“妇女之友”，他会为很多女性鸣不平，并且这种“不平”是出自他内心的悲悯，但这种悲悯并没有居高临下。
如《井底引银瓶》，白居易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为了自由爱情和爱人私奔，结果备受屈辱和痛苦的故事。白居易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诫世上所有女子：亲，如果没有任何保障就跟男子私奔是很危险的哦！这种关系就像井底的银瓶一样易碎，请广大妇女同志珍爱生命，远离渣男！
又如《琵琶行》，弹琵琶的歌女是风尘女子的典型，白居易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她，反而现场成为了琵琶女的“知心大叔”。白居易先是耐心地听完了琵琶女的故事，随后还对琵琶女的遭遇产生了共鸣。在他的笔下，表现出来的不止是对一个歌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还有对整个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压迫女性悲惨命运的不平。
假如仅是这几首诗，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白居易的“有感而发”，但其实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关于女性的诗歌不胜枚举，如《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母别子》《太行路》《采莲曲》《长相思》……在一千多年以前，白居易能有如此超前的思想，还能保持着一颗真挚而充满悲悯的心去创作，并且能为当时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发声，实在是太难得，所以在众多优秀的古代文学家中，诺贝尔文学奖必须颁发给白居易。
古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现代人也必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更加努力。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书单｜读史看画：正成为新潮流的古典文化与艺术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在世界愈发变得喧嚣和不确定时，我们总会一次次回到古代中国，不带着司马迁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愿，也不祈求能够钩沉索引，成为通达的饱学之士。更多的时刻中，我们摩挲着历史中最微小的细节——或许是2200年前工匠亲手捏塑兵马俑时留下的一枚有温度的指纹，或许是抚今悼昔的明代遗民画家们埋在画作中的一株无土的兰花或一方残碑，或许只是一句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此刻心绪的一句古典诗词——我们为这些历史和文化中足够确定的内容欢喜着、充盈着。
一场场化用了青绿山水、簪花仕女等古画中元素的表演，一部部沉浸于大宋风华、大明烟云中的影视剧，一座座将历史的繁华美好和盘托出的古风小镇，古典文化与艺术正成为新的激流。下文中，我们推荐最近出版的一些历史与艺术类书籍，其中有点到即止适合快阅读的短文章合集，也有一代学人写就的经典之作。
陈师曾《中国绘画简史》
《中国绘画简史》原书名《中国绘画史》，是陈师曾先生1922年所作，经讲稿记录整理而来，是20世纪我国学者关于中国绘画研究的最早的一部绘画通史。
陈师曾从原始的《五岳真形之图》到战国的《人物龙凤帛画》，从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到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卷》，以致宋徽宗《瑞鹤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拍成电影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明代仇英《桃源仙境图》，沈周《庐山高》，清代白眼向人的朱耷和金农《梅花图》，以及近代的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提纲挈领地绘出中国五千年绘画史。
陈师曾虽自谦这是一部“提示梗概，以为问道之津梁”之作，但其每一个观点都值得被认真反思与阐释。如陈师曾提示读者注意中国画相当一部分由文人创作，是文人画。文人画讲究发挥“性灵与感想”，因此分析中国绘画需分析人品、学问、才情、思想这四要素，以此为津梁，才能抵达画作。对比中、西方绘画，陈师曾主张，中国传统绘画“极不以形似立论”，西方古典绘画正相反，其“形似极矣”。
《中国绘画简史》内页
不同于一般的评论家，陈师曾本为著名的写意画大家，品评前代画家时眼光独到，落笔切中肯綮，他评论画家注重寻找其在历史中的纵向关联以及时代背景。如他认为“周昉与赵公祐一家”：佛道人物画于周昉之水月体以外，则有范琼、陈皓、彭坚。当宣宗复兴佛宇之时，成都之大慈、圣寿、圣兴、净众、中兴五寺墙壁二百余所，皆其手笔，各尽其妙。……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好属文，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初学张萱，后则小异。衣裳简劲，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创水月之体。其仕女大抵作秾丽丰肥之态。至晚年以深简为宗。其画风传于王朏、赵博文、郑寓；五代之周文矩亦传其法。
奥斯卡·明斯特伯格《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
奥斯卡·明斯特伯格（1865—1920）曾多次到访东亚，对当地的人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出版了一系列与艺术史相关的著作。1895年发表论文《中国的改革——东亚历史政治与国民经济研究》，为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于20世纪初写作的《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诠释了中国艺术风格演化的逻辑和特质；作者又以佛教传入中国为分界线，通过中外古代石刻、青铜器、陶器、绘画、雕塑等作品，呈现了中西方三千年来在艺术上的对话与交流。
《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收录321幅黑白图版和15幅彩色图版，其中不乏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地的文物原件的图片及在19世纪中国实地拍摄的古迹照片，近400件器物作品，涵盖石刻、青铜器、陶器、人物绘画、山水画、动植物绘画、雕塑……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传统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的珍贵影响与蓬勃生命力。
作者自述，在《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一书中，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艺术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历史。作者在19世纪后期研究中国时，关于中国的文献研究已然颇成规模，其中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阿拉伯人写的游记为最早。“自此之后，西方与中国的频繁往来除少数几次中断以外一直绵延至今：中国的商队从北亚历经俄罗斯，穿过中亚来到地中海，而欧洲人则经海路到达印度。中国的瓷器从15世纪末起在欧洲大受欢迎，紧接着是青铜器、漆器、象牙雕刻、绘画及家具，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也成了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数以千计的冒险家、士兵、传教士、海员及学者从欧洲出发，来到远东，当然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商人。他们将无数艺术珍品带回欧洲，瞬间席卷交易市场，而各家旧大陆博物馆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了藏品，可惜它们并未对藏品质量进行筛选。”
《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内页
这是此书立论的基础——中西方艺术的交流和对话从未止息，而要谈论中国的艺术风格，也就不免要了解迈锡尼风格、中亚混合风格、希腊—罗马风格、中国传统—佛教混合风格、自然主义风格等。同时也要见微知著，从器物上的诸如兽首花纹、葡萄藤纹饰、熊足明器、青蛙雕饰、“鬼子母神”等了解中西方艺术的交流互动。
以狮子造型为例。汉代的陶器上的狮子造型一般是追逐野猪、鹿或山羊的狩猎图，整体是更有观赏性、更为写实的风格，但单独看每一个造型似乎又机械地抄袭了外来的形象。……我们还是可以将狩猎中飞奔的狮子形象看作中亚的混合风格，可能是来自迈锡尼艺术。汉代之前的中国各种艺术中都没有出现狮子形象，周朝的青铜器上同样没有。
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时，狮子的形象也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意义。它从器物表面的装饰纹样——武氏祠中的罗马式狮子是一个例外——变成了独立且有内涵的美术作品。从此狩猎中飞奔的狮子形象不再出现，它们或坐或站，有一种冥想中的宁静感。总体来看印度的艺术风格得到了保留，但同时也有一些带有西亚艺术影子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虽然活的狮子不断被送往中国，但直到近现代，中国艺术对狮子也从未有现实主义的表现。狮子在中国完全是象征性的神兽，它在由外部引进之后就形成了固定风格的造型。最初作为猛兽出现的形象在佛教传入之后就被彻底遗忘了。
潘天波《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
扇子，这一日常用来取风纳凉的“小物件”，刚传到欧洲便受到王室贵族的追捧，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马镫的发明，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改变了战争的格局，促使游牧民族崛起，骑士阶层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关注了中华工匠技术的全球传播史。作者潘天波是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产业促进研究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高级专家委员，主要学术兴趣聚焦工匠文化、全球工艺史和设计史论。
在本书中，他选取中华工匠技术史上的扇子、磨子、罗盘、鼓风炉、耕犁、轮子、马镫、火器、烟具和漆器等技术，结构为以下的篇章——“扇子：从闺房走出的羞涩”（第一章）、“磨子：人类文明之胃”（第二章）、“罗盘：全球空间的延展与冒险”（第三章）、“鼓风炉：远嫁他乡的风娘子”（第四章）、“耕犁：翻动文明土壤的利器”（第五章）、“轮子：人类想象力的胜利”（第六章）、“马镫：改变战争的胜算”（第七章）、“火器：祸起炼丹家的发现”（第八章）、“烟具：人类吸食史的风尚”（第九章）和“漆器：漆香同船去”（第十章）。
作者认为，反而是这些被人们淡忘的小技术，却包含外人不知的大文明：“这些中华工匠技术对全球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元的和震撼人心的。就拿磨子来说，中国的磨子技术让日本人闻到了抹茶的芳香，让非洲人感受到了咖啡的醇厚，让墨西哥人品尝到了玉米糊的滋味，让英国人对胡椒的加工有了新办法，让欧洲人也吃到了香甜可口的面包。给这些世界饮食文明带来变化的功臣无疑是中国磨子。”
作者也关注工匠技术的革新带来的新风景——即中华工匠技术在全球的分异带来的文明意义，“它包括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伦理文明等。譬如马镫技术直接催生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和骑士阶层，火器技术又把欧洲的骑士阶层及其制度炸得粉碎。再譬如中国的耕犁技术给全球的物质文明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让全球农民有了新的定居生活保障，全球伦理在耕犁技术体系中诞生。”
“古代中国百家谈”系列
北京日报出版社与北京日报社理论部策划并推出了“古代中国百家谈”（全三册）系列图书——围绕历史演进、治国理政、社会文化发展三个主题，收集、整理了《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读书”等品牌板块2010年至2021年发表过的文章。“古代中国百家谈”系列图书共分三册：第一册《朝起朝落：一个古老大国的由来》，第二册《天下有治：长治久安，几千年的不变追求》，第三册《自古繁华：人文百态与大国气派》。
书中的每一篇文章聚焦于一个小的话题，以两、三千字的短文回应。如周朝如何打造中国第一个盛世？明朝因何被误读300年？古代为何陷入“腐败亡国”的历史怪圈？唐都长安如何管理社会治安？追逐时尚之风源于何时？18世纪欧洲为何兴起“中国热”？……
这些文章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教授和文史学者们撰写，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各抒己见，书中也配以诸多古代绘画，每篇文章选配了古籍插图，并在文前单独配置彩色插图。
《独乐园图》卷局部
以《天下有治：长治久安，几千年的不变追求》一书来看，书中分为“治国”篇，用以揭示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如何成就盛世？因何出现乱世？何以导致衰世？深入解读历史典型案例：吴起变法为何失败？“永贞革新”因何而起？……剖析历朝历代亡国的沉重教训；“治吏”篇，介绍中国古代政府如何选拔、考核官员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官员腐败等；正（赵广汉、顾协等）反（李林甫等）事例，以史为镜，为官之道、用人之术、管理之制等部分也条分缕析；“治世”篇，讲述古代社会形形色色的民间文化和世间百态；结合民间典型历史事件，介绍古代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制度、方法。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张亮亮
中国古代发明的九大机械
1.指南车
又称司南车，相传为黄帝所作，亦有说周公所作，东汉的张衡、三国时魏国的马钧都曾造过指南车，其后历代史书差不多都有指南车的记载。
到宋代的史籍才对燕肃和吴德仁制造的指南车有较详细的记述。指南车的车身为一辕双轮车，车箱为重构结构，上立一本人，引臂南指。车箱内部设置有一套可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机构。当车子行进中偏离正南方向，向东（向左）转弯时，车辕前端向左移动，而后端向右（向西）移动，即将右侧传动齿轮放落，使车轮的转动能带动本人下方的大齿轮向右转动，恰好抵消车辆向左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仍指南方。当车子向西（向右）转弯时，则左侧的传动齿轮放落，使大齿轮向左转动，以抵消车子右转的影响。而车子向正前方行进时，车轮与齿轮系是分离的，因此木 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受车轮转动的影响。如此，不管车子的运动方向是东西南北，或不断变化，车上木人的手臂总是指向南方，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
2.记里鼓车
即利用车轮的转动距离而自动报告车行里程的车子，其原理和作用类似于现汽车上的计程表。关于记里鼓车的最早文字记载亦是在《西京杂记》中，其云“记道车，驾四，中道”。其后各代史书亦都有记述。《宋史·舆服一》记有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和大观元年吴德仁所造的记里鼓车，对车子的型制、大小、齿轮传动结构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其制为独辕双轮车，车箱分上下两层，下层有木人执槌司鼓，上层有木人执槌司镯（或钲）。车箱里设置有一套减速齿轮系，并分别与上下两木人相联。当车子每行走一里时，控制下层木人的齿轮转动一周，木人击鼓一次；当车子每行走十里时，控制上层木人的齿轮转动一周，木人击镯（或钲）一次，从而达到报告行程里数的效果。
3.水转百戏
三国时马钧所创制。当时，有人送给魏明帝一木制玩具，上有百戏的造型，形象优美，制作精巧，但却是静止固定的，不会活动。马钧便对之进行改制，他用木料做了一个大原动轮，平放于地上，用水力驱动，原动轮便会带动戏中的各种造象活动起来。
“水转百戏”的具体构造现已无从得知，但从其能使各种戏中的造形活动，可推断其内部一定运用有一套复杂的齿轮系以及凸轮、连杆等传动机构。其所达到的机械水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
4.五轮沙漏
1360年的元代，我国大书法家詹希元创制的五轮沙漏。詹希元认为仅让两个沙斗之间的流沙来计时似乎太简单了。他创制的五轮沙漏增加了机械齿轮组，用流沙的动力推动齿轮组转动。这样的沙漏设有时刻盘，上面刻有一天的时刻，相当于当今时钟的钟面，时刻盘中心有一根指针，指针由最后一级齿轮的轴转动，齿轮转动使指针在时刻盘上指示时刻。詹希元还巧妙地在中轮上添加了一组机械传动装置，这些机械装置能使五轮沙漏上的二个小木人每到整时能够转出来击鼓报时。
5.地动仪
东汉张衡于公元132年发明，为世界上第一架观测地震的仪器，李约瑟称之为“地震仪的鼻祖”。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其内部有精巧的结构，中间为“都柱”，相当于一种倒立型的震摆；周围分“八道”，即按八个方向装置的八组机械装置。外面相应八个方向各设一条口含铜珠的龙，龙头下各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较强的地震，“都柱”便会因震动失去平衡而触发地震方向的机构，该向的龙口即张开，使钢珠落入蟾蜍口中，“振声激扬”，观测者就能测知何时、何方向发生了地震。据记载，地动仪曾成功地记录到公元138年甘肃发生的一次强震，证明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6.鼓风机械
在金属冶炼中，为了使燃料充分燃烧，以提高炉温，一般都装设有鼓风机械。最早的鼓风器称为橐，是一种皮囊。把多个橐排在一起称排橐，用马力、人力、水力推动就称马排、人排、水排。水排是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于公元31年发明的，用于鼓铸农器，收到了“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的效果。三国时韩暨在魏国官营冶铁作坊进行推广，以代替马排、人排。由于鼓风器何时由皮橐发展为风扇，现尚不清楚，故杜诗、韩暨的水排是用皮橐或风扇，结构如何，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北宋时，木风扇已取代皮橐。北宋的《武经总要》中的行炉，元代王祯《农书》中的水排，都用的是水风扇。书中的水排图，有立轮式和卧轮式两种，是用水作动力推动轮子旋转，进而拉推风扇以鼓风，应用的是通过轮轴、拉杆，或者传动带，把圆周运动改变为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械原理。
7.活塞式风箱
中国在鼓风技术方面最重要的发明，是活塞式风箱。活塞式风箱可能出现于唐代或宋代。公元1280年印制的《演禽斗数三世相书》中，刊载有一幅世界上最古老的双动式活塞风箱图，相传该书是唐初袁天罡所撰著的，宋代初次刊行。明代《天工开物》中所载的活塞式风箱，与此类似。活塞式风箱正逆行程都作有用功，每行程中一端排气鼓风，一端同时吸取等量空气，因而能提供连续风流，提高鼓风效率，是鼓风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欧洲直至公元1716年方发明了类似的双动往复式水泵，为后来的活塞式机械打开了道路。
8.走马灯
大约发明于唐代。唐时的“影灯”可能即是走马灯，宋代称马骑灯。《全唐诗》崔液《上元夜六首》之二：“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的“转影骑纵横”，
生动地为人们描绘了走马灯的形象。走马灯的构造是在一根立轴上部横装一个斜翼系统和叶轮，立轴下端附近则装一盏灯或一支烛。灯（或烛）点燃后，上方空气受热膨涨，密度降低，热空气即上升，而冷空气由下方进入补充，产生空气对流，从而推动叶轮旋转，并带动与立轴相联的各种图象转动。走马灯的制作原理，与现代燃汽机相一致，可称之为燃汽机的始祖。所憾的是，中国古代一直把其作为玩物，没有能进一步加以研究，使之走向实际应用。欧洲在公元1550年发明了类似的燃汽轮，用于烤肉，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很快得到发展，在工业生产中被广泛地应用。
9.被中香炉
被中香炉是中国古代盛香料熏被褥的球形小炉。又称“香熏球”、“卧褥香炉”、“熏球”。它的球形外壳和位于中心的半球形炉体之间有两层或三层同心圆环。炉体在径向两端各有短轴，支承在内环的两个径向孔内，能自由转动。同样，内环支承在外环上，外环支承在球形外壳的内壁上。炉体、内环、外环和外壳内壁的支承轴线依次互相垂直。炉体由于重力作用，不论球如何滚转，炉口总是保持水平状态。
你可以永远相信这几位大咖的影响力
水运仪象台
仇英《明妃出塞图》
随着2021年度诺贝尔奖各大奖项陆续公布，“诺贝尔奖”的话题再次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热点。我们试想，假如回到了古代，哪些人会获得诺贝尔奖呢？
医学奖 葛洪
在中国古代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如华佗、扁鹊、张仲景等等，他们在医学上的成就与葛洪相比，毫不逊色，但为何这么多医学大师会成为了葛洪的“陪跑”？
这还得从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说起。这本书的名字看起来似乎很好吃，尤其是“肘”这个字，总能让人想起浓油赤酱的大肘子。此时，估计葛洪想怒吼了：肘后肘后，就是常常备在胳膊肘后，让你随身携带的应急书啊！
是的，《肘后备急方》这本医学著作的实用性非常强，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医学领域数据库。在书中，葛洪写了大量救急用的处方，而这些处方都是葛洪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
说起古代的处方，我们发现很多药物成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比如天山雪莲、千年灵芝这种，正常人到哪里搞去？更夸张的还有龙涎，我们连这龙都没有见过，到哪里去搞它的口水？于是，葛洪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能弄到的药物，就算是要花钱买，也都很便宜。
这改变了之前救急药方让人看不懂，看懂了又难找的巨大弊端。葛洪还很贴心地在《肘后备急方》中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样不管有没有文化，都能看得懂，也能学得会。你能想到么？数千年后，我国医药学家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并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就是深受《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哦！
更厉害的是，葛洪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免疫”的概念，狂犬疫苗就出自“疗猘犬咬人方”这个方子。葛洪这个方子很奇特，说是当人在被狂犬咬伤以后，要把咬人的那只狂犬给杀掉，然后将它的脑浆敷贴在被咬的伤口上，这样可以防治狂犬病。这个方子的原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以毒攻毒”，也是同一个原理，葛洪还发明了“种人痘法”，有效地防治了天花。我们现如今接种的疫苗也是得益于葛洪。
估计葛洪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当年提出的这些医学理论，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后，依然能对我们人类有着杰出的贡献。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必须颁发给葛洪！
物理学奖 苏颂
无论身处任何时代，人类对于自动化技术总是充满了渴望，毕竟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本届古代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号称是“大宋第一通才”的苏颂。
苏颂曾担任过大宋朝的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这个官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社科院院士。除此之外，他还是苏东坡的狱友，据说当年他与苏东坡先后被囚禁于御史台监狱，他们的狱室仅有一墙之隔。不过，苏颂压根不需要去蹭苏东坡的流量，因为他在北宋的历史上也足够红了，而他最轰动的事情莫过于研制出了一个巨大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
这个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可以用来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同时还可以随着天象推移而使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就此诞生。这项发明使人类可以运用精密的仪器完成自动化划分时间刻度成为了可能，简直是前无古人，造福后人。
与那些只会埋头苦干的能工巧匠不同，苏颂不仅动手能力强，他的理论基础更扎实，毕竟人家是“大宋第一通才”。在发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水运仪象台后，苏颂更是为此写了几篇论文，并且“出版发表”了，书名为《新仪象法要》。全书分为三卷，附图63幅，书中还详细记述了他与众人制作水运仪象台的经过和构思，这给研究中国古代机械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们现代人依然可以根据这本书复原出当年的水运仪象台。
在发明创造出水运仪象台后，苏颂又将时间的流动与天体的运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还迷上了夜空中的星，经过一系列钻研，苏颂又撰写出了《苏颂星图》，记录了北宋时期夜空中1464颗行星，比同时期欧洲的观测成果多了422颗！
为人类自动化技术以及探索宇宙奥秘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人，诺贝尔物理学奖不颁发给他都没天理！
经济学奖 管仲
若要在历史中找出一个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古人，管仲肯定会被多次提名，因为他在经济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他的很多举措至今都可以成为商学院教材中的经典案例。
然而，管仲在经济方面的才能并没有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用它来富国强民。当年齐桓公问管仲：“仲父啊，你说说看，如何让我们国家变得富有啊？”还没等管仲开口，齐桓公又补充道：“你觉得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怎么样？”
管仲心里觉得不怎么样，于是将齐桓公的提议否定了，并且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此话一出，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盐铁专卖制度。这个“官海”的意思就是齐国政府明确规定过，食用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官府规定老百姓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再设置“盐官”这一职，专门进行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与“官海”实行同一个政策的，还有“官山”，即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且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当时的齐桓公心里没底啊！于是管仲就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强国，每1000万的人口里，达到纳税标准的人就有100万。在这100万个人中，每个人每个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假如给每升盐加价2钱，并且规范市场，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就可以多得6000万钱，远远超过了每月30钱的税收。
管仲不仅懂经济，更懂政治。他知道国家如果强行征税容易激发百姓的怨恨，时间久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与发展。“官山海”表面上没有直接向老百姓征税，但却达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效果。此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效仿，尤其是宋元明清，盐的收入成为了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而管仲也被后世尊称为“盐宗”。
除此之外，管仲还是最早提出倡导专业分工的人，以及用优惠政策刺激商贸、通过消费拉动内需、打经济战降服临国……在经济方面，管仲可谓是运筹帷幄，他的很多经济策略至今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试想，如果没有管仲提出的这些经济政策，齐桓公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国家不强大，百姓又如何能安居乐业呢？
所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管仲值得拥有。
和平奖 王昭君
诺贝尔奖有一点很神奇：越是被多次提名的，越是不容易入选。有时以为会入选某个冷门人物，结果入选的偏偏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反正就是让你想不到，猜不着。
古代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颁发给了王昭君。此时，肯定会有人表示不服：“凭什么？昭君出塞的故事就连小朋友都能说完整，你能不能换个人物？”
没错，很多人都从改编的文学作品中得知了昭君出塞前后的故事。无非就是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师，结果被画成了丑女，从而得不到皇帝的宠幸，最后还得被送去和亲；决定和亲后，王昭君不仅惊艳了汉元帝，还因为美貌震惊了路上的大雁，害得人家大雁从天上掉了下来……这些我们早八辈子就听过了，可你知道王昭君出塞以后的故事么？
当年王昭君离开长安，来到草原以后，作为和平使者，她受到了匈奴人的欢迎和爱戴。为了促进和平，王昭君到了匈奴后，先是适应了她所要面临的生存问题，比如适应天气的寒冷，空气里的沙尘，穿皮裘，吃牛羊肉，喝酪浆，就连住宿问题都得去适应草原上的穹庐。我们现在听着似乎没什么，但一个人要在短期内改变十几年的生活习惯，那是极为不容易的。
当王昭君适应了生存问题以后，她就开始教当地的妇女们缝衣织布，传授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和亲的使者，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关系也很亲密，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屠智牙师，这个孩子后来被封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曾经还很认真地教育他的子孙们：“你们要永远和西汉的朝廷友好相处。”
如果王昭君和亲的故事就到此结束，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或许还不具备说服力。在王昭君和亲三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去世，大阏氏的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他提出想按照匈奴的风俗迎娶王昭君为妻。
当时王昭君就感觉“毁三观”，她立刻给汉成帝上书，请求回到汉朝。汉成帝没同意，在给王昭君的敕书中明确表示“从胡俗”，意思就是：你既然已经嫁到了匈奴，那么你就按照匈奴那里的风俗吧，再嫁一次！就这样，为了维护汉匈两族的友谊，即使内心再不愿意，王昭君依然遵从了匈奴的习俗，成为了复株累若鞮单于的阏氏。
在王昭君出塞后，汉朝与匈奴维持了将近五十年的友好关系，这与王昭君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据载，当时汉匈之间还出现了“人众炽盛，牛羊布野”的画面，中原地区的百姓们安居乐业，种满了庄稼，而塞外的草原人畜兴旺。
与此同时，匈奴人还用马、牛、羊、骆驼去换汉族人的农副产品、农具以及手工业制品，现如今出土的一些文物就是对当时这片祥和景象的有力证据。在王昭君死后，她的子孙后代都秉承她生前的遗志，继续致力于汉匈两族的和平与友好。后匈奴单于多次朝汉，且派侍子入朝。所以说，昭君出塞才不是文学作品里“嘤嘤嘤”地边走边哭，而是开启了一段气势磅礴的民族和平友好之路。
古代的诺贝尔和平奖，王昭君当之无愧！
文学奖 白居易
每年诺贝尔奖评审阶段，最受人们关注的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文学距离我们不遥远，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古代的历史中，想要颁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那可是很费脑子的，毕竟有才华的人太多了！但，如果把古代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白居易，也算是众望所归。
我们都知道一个有关于白居易的八卦，那就是他每次写完诗以后，都会读给家门口或者路边的老奶奶听，老奶奶能听得懂的诗，才能“过稿”。从前，我们会认为这是白居易在诗歌语言上的追求，但结合了白居易其余的作品以及生平事迹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在用他的作品关心老百姓的命运与生活。
众所周知，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比如《买花》中的“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这些诗歌全部来自于白居易日常生活中细腻的观察与触动，他是带着一颗悲悯的心去写百姓真实的故事，同样也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希望通过这些诗歌能给当权者带来一些反思。
当然，有人会说：“会写这种诗歌的人还有很多啊！为什么偏偏把古代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白居易？”
除了这些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诗歌以外，白居易还为女性写了很多作品，这在他生活的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白居易写的这些女性诗歌中，我们发现白居易是一名真正的“妇女之友”，他会为很多女性鸣不平，并且这种“不平”是出自他内心的悲悯，但这种悲悯并没有居高临下。
如《井底引银瓶》，白居易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为了自由爱情和爱人私奔，结果备受屈辱和痛苦的故事。白居易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诫世上所有女子：亲，如果没有任何保障就跟男子私奔是很危险的哦！这种关系就像井底的银瓶一样易碎，请广大妇女同志珍爱生命，远离渣男！
又如《琵琶行》，弹琵琶的歌女是风尘女子的典型，白居易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她，反而现场成为了琵琶女的“知心大叔”。白居易先是耐心地听完了琵琶女的故事，随后还对琵琶女的遭遇产生了共鸣。在他的笔下，表现出来的不止是对一个歌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还有对整个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压迫女性悲惨命运的不平。
假如仅是这几首诗，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白居易的“有感而发”，但其实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关于女性的诗歌不胜枚举，如《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母别子》《太行路》《采莲曲》《长相思》……在一千多年以前，白居易能有如此超前的思想，还能保持着一颗真挚而充满悲悯的心去创作，并且能为当时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发声，实在是太难得，所以在众多优秀的古代文学家中，诺贝尔文学奖必须颁发给白居易。
古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现代人也必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更加努力。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
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给我们什么启示
作者：西蒙
最近一名网友发帖求助，希望出版自己翻译的理查德·波尔特的哲学专著《海德格尔导论》，引起了媒体与舆论的关注与讨论。这名叫陈直的年轻人，因为“农民工”身份而备受关注，似乎其职业与玄奥的哲学没有任何关联。但从媒体报道来看，陈直绝非什么“大老粗”，他曾经考上过二本高校，但因经济条件、专业兴趣等因素中断学业，后来以打工为生。
可以说，陈直的经历是绝大多数没上过学的农民工未曾拥有的，而在象牙塔里求学的同龄人，也很难具备如陈直一样丰富的社会阅历。据媒体报道：陈直搬过货物，修过机器，是流水线上的“打工人”。但是，工作之外的陈直，比很多大学生都热爱读书：他自学英文，翻译晦涩的海德格尔的著作，而且他能把读书当成每天坚持的习惯，具备做研究的基本探索精神。
舆论在此事上的分歧，在于对学习哲学的“可行性”与“价值感”的不同认知。前者关乎哲学研究的门槛问题。比如，农民工哲学爱好者是否有资格翻译海德格尔？后者则关乎哲学的实用价值问题，比如，翻译海德格尔是否真的能给陈直带来实际好处？毕竟，相比翻译哲学著作，他似乎更需要打工赚钱，先在物质上富裕起来，再谈精神世界的问题。
其实，对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人热衷追求物质世界的成果，自然会认为陈直对哲学的执念毫无必要。但对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来说，不论自己是否物质富裕，是否有高学历，只要热爱读书，就可以自由探索，何必在乎外界评价？
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具体个案上来看。如果一位农民工确实有一定的阅读积累，若能众筹出版译著，起码会给他很大的成就感，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也未尝不可。
面对陈直的故事，我们尊重个体的选择，也支持个性化的人生志趣，不需要嘲笑别人的选择，也不必过于功利化地看待别人的兴趣，但也不用把那些看似奇特的选择过于美化。如果不负责任地过度美化与吹捧，其实既不利于当事人看清现实，也无助于舆论风气的理性导向。
首先，我们得承认哲学专业研究是有门槛和难度的。哲学研究之路漫漫，我们不必把没经过科班训练的爱好者捧得太高，承认爱好者的勤奋，同时也要看到专业研究的难度和意义。在理工科一直有“民科”的说法，比如那些号称解决各种深奥的数学猜想、甚至“发明”永动机的人，在专家学者来看就是“有热情的疯子”。
他们热爱研究，但确实没有什么专业功底，甚至都没搞清楚研究对象是个什么东西，就凭借一腔热血来“研究”，让人贻笑大方。其实，文科尤其是哲学理论研究领域，也是不缺乏“民科”的，甚至一些非专业人生凭借网络曝光获得了大量流量，比学者的影响力还大，实在荒诞。
虽然这些人的探索精神值得点赞，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清晰的认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进入门槛，而且越是理论性学科，就对人的读书功底要求越高。比如研究西方哲学的人，英文功底不能太差，做古代历史研究的人，古汉语水平也得够格。承认专业研究的难度，其实也是对那些孜孜矻矻地研究的专业人士的尊重，很多人花费毕生精力，只是在研究一个细微的领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搭建的科学文化殿堂，才推动了社会进步。
再者，我们可以为陈直的执着而点赞，但应该帮助他这样的年轻人走得更稳，而不是陷入外界盲目吹捧或打压中，逐步迷失自我。很多人听到陈直的故事，都会十分感慨，深感这是个读书的苗子，只是因为各种现实条件限制了他的深造之路。我们鼓励陈直继续努力，追寻梦想，对这类身处困境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他们能挣脱原生家庭的桎梏，能不受周边糟糕环境的影响，就已经足以令人钦佩了。拥有一颗强大内心与自由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必然是勇敢和顽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直面对逆境的态度，值得每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学习。
但是，我们更得关注陈直面对的现实困境：没有好的学历背景，没有足够支持其研究深造的经济条件，等等。因此，哪怕是网友能帮他众筹出版译著，或者高校老师帮他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路子，都是十分具体而实惠的帮助。只有在这些细节问题上稳扎稳打，陈直才有可能慢慢进入专业研究的殿堂，而不是只靠热情与兴趣来前进。另外，从舆论风气的角度上看，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理性与宽和的思维方式，由此形成更好的舆论氛围，来帮助陈直这样的年轻人成长。
尊重农民工哲学爱好者，可以让更多有兴趣却没条件求学的人，获得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划定一条共识底线：不论如何都不能忽略专业研究的价值，在孤独中“坐冷板凳”，或许不是什么吸引人的新闻，却真正捍卫了专业精神，它才是各个学科得以发展的“定海神针”。（西蒙）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